林子龙徐冰雅是小说《辞职之后》的角色人物，是由作者不过冮东写的一款都市日常类小说。目前小说连载中，以下是小说《辞职之后》的章节内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十年，被称为“共和国煤炭工业失去的十年”，整个煤炭行业风声鹤唳，所有涉煤企业的日子都过得十分艰难。
黑龙山麓，黄水之滨，是华夏民族主要的发祥地之一，这里也是河西省最大的煤炭主产区，国家统配煤矿总公司辖下的古城矿务局，就坐落在这块钟灵毓秀之处。
榆树坪煤矿是古城矿务局最大的生产单位，藏身于距局本部六十公里外的山沟里，曾经以单井设计产能大，机械化程度高闻名全国。
一九九五年的五月六日，我把自己的“辞职报告”放到了榆树坪矿矿长杨树林的办公桌上。
正在批阅文件的杨树林抬起头，面色阴沉，既诧异又恼怒地看向我。我直视着领导鹰隼般凌厉的眼神，倔强地梗直了脖颈。
我叫林子龙，当时是榆树坪煤矿机电修造厂厂长。
一年半前，在行政当科长的我，在矿长杨树林连唬带蒙下，被迫离开工作多年的机关大楼，担当起立即稳定职工情绪，拯救濒临倒闭的修造厂的重任。
我上任的时候，修造厂拖欠的职工工资超过了十个月，并且已经停产了很长时间。
近两百名生活没有着落，无所事事的职工人心思动，是矿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随时有可能酿成后果无法预估的群体事件。
当时几乎没人相信，年纪轻轻的林子龙有让修造厂起死回生的本事，杨树林自己也没抱多大希望，只是出于赌最后一把的想法，想让我这个全矿最年轻的科长去搏一搏。
领导给了我一年时间，让我按自己的想法，放开手脚，在天高皇帝远的修造厂随便折腾。
大家都知道那是个破罐子，摔碎了不心疼。
折腾失败了没关系，修造厂破产关门，职工下岗待业，但不会给你林子龙带来任何不利影响，你可以回机关继续当科长，也可以转到其他二级单位担任领导职务。
我对老领导把自己贬去修造厂怨气很大，但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好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心态，闭着眼晴跳进了修造厂的烂泥潭。
所幸未辱使命，自己一年的殚精竭虑硕果累累。
一九九四年度，修造厂的产值和利润比上年实现了几何量级的增长，不但超额完成了榆树坪矿下达的承包经营指标，职工收入成倍提高，还为矿上解决了上百名富余职工的安置任务。
和杨树林的约定到期后，我没有回机关，而是选择留在修造厂，想借助一年来打下的好基础，利用这个平台上继续为自己积攒基层工作的资历和政绩，希望早日实现级别上个台阶的夙愿。
一个多月前，分管多种经营的副矿长胡文魁年龄到线，胡老爷子一直很看好我，向干部处递交了退休申请后，把我招到办公室说，组织部门向自己征求继任者人选意见的时候，他推荐了我，而且只推荐了我。
榆树坪矿体量大，符合提拔条件的干部人数多，条件又比较艰苦，按以往的惯例，像多经副矿长这种比较边缘的副处级职务，大概率会在本单位内部产生。
当时国营企业实行的是厂长（经理）负责制，矿长杨树林是榆树坪矿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对副职领导的使用不但有提名权，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话语权。
杨树林是我的老领导，我们认识十几年了，他对我有栽培提携之恩，在外人的眼里，林子龙是杨矿长手下最得力，最有前途的科长。
早在半年前杨树林就允诺过，会尽力帮我坐上胡文魁退休后腾出的椅子。
我刚过完二十九岁生日，有两年副科，三年多正科任职资历，学历符合提拔条件，又刚刚完成了拯救修造厂的任务，用让大家叹为观止的工作成绩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我认为自己的群众基础还不错，除了和经营副矿长程四苟、纪委书记钱峰外的其他矿领导的关系都挺好的。
机关大楼里绝大多数干部都认为，林子龙是接任多经副矿长的唯一人选，全矿的科级干部中，没有哪个人有实力成为他的竞争对手。
人事问题是政府机关和国企中变数最大的事情，没有丝毫的逻辑性可言，最后的结果总是神鬼莫测，让人匪夷所思。
胡文魁离岗半个月后，多经副矿长的任命文件终于公布了，上位者是榆树坪矿大修队队长姚南北。
很多人为林子龙打抱不平，志在必得的我很失落，但只是沮丧了几天便释然了。
在情绪低落的几天中，徐冰雅和我谈了一次，她并没有安慰心情明显不好的我，只是轻轻对我说了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徐冰雅很了解我，有时候，我觉得她比我更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心里想要的是什么。
我强颜欢笑对徐冰雅说：“我又不是七老八十，错过了这顿就没了下顿饭，时间有的是，以后的机会大把大把的，不会把这点小挫折放在心上。”
我和徐冰雅之间没有秘密，她建议我去见一下杨树林，问问自己的老领导，自己这次输在了哪个环节上。
失败不可怕，但要在失败中学会如何取得成功。
我告诉徐冰雅，领导应该会很快召见我，我不会主动去向杨树林诉委屈。
我想当然地以为，对鞍前马后跟了自己十多年的嫡系干将，杨树林即便不能给自己一个说法，于情于理，至少应该安慰我几句吧。
徐冰雅苦笑着摇摇头，送给我一个无可救药的眼神。
等了十天，没有等到杨树林的招见，等到的是姚南北上任后，接连两次屈尊来修造厂视察工作。
姚南北大我三岁，之前一直在区队工作，我和他不熟，也没有打过交道，只是彼此认识而已。
榆树坪矿的地面区队有十几个，大修队队长是副科级，姚南北这次属于破格提拔。
机修厂副厂长申小涛是个万事通，榆树坪这个小山沟里就没他不知道的事。前两天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矿部大楼里最近有不少人传言说，姚南北能横空出世，获得破格提拔，是因为他有个非常有钱的哥哥，姚哥哥前些日子分别给局长和杨矿长送了二十万。
传言之所以能传播开来，是因为它有合乎逻辑的地方，能合理解释不明真相群众心中的疑惑，有适合开枝散叶的土壤温度水分。
我对申小涛提供的消息半信半疑，警告他到此为止，不要损害了刚上任的姚副矿长的形象。
等了十天，我没等到杨树林的招见，却等来了刚上任的多经副矿长姚南北的两次屈尊就驾。
因为和姚南北不熟，我对他并没有成见，也没有鸠占鹊巢的抵触情绪，规规矩矩地向新领导汇报了修造厂的基本情况，陪同视察了全厂五个生产车间，也主动汇报了近期的工作安排，表现出下属对上级应有的尊重，自认为应对得体。
当然，我不会谄媚，没有曲意逢迎，只是客客气气地例行公事。
姚南北显然不是大度之人，表面的热络谦恭下，流露出对我强烈的忌惮和戒备心理。
设身处地想一想，我能理解姚南北的想法。
修造厂风头正盛，产值占了全矿多种经营单位一半，利润更是超过其他多经企业总和的十倍，这个成绩几乎是凭我林子龙一己之力创造的。
胸襟再开阔的领导，特别是新上位者，对这样的下属怎么可能没有忌惮心理，而且大概率不会有刻意拉拢，为我所用的想法，最想做的是千方百计限制掣肘，给跑得太快的头马拴上马辔。
姚南北第一次上门的时候，我告诉他，古城农机厂是修造厂最大的外部客户，修造厂为其生产的农用柴油机提供铸件和机加工配套服务，来自农机厂的订单，占了铸造和机修两个车间产能的一半以上。
当宋超打电话告诉我，有个姓姚的人自称是榆树坪矿副矿长，是你的顶头上司，今天上午来我这儿攀交情的时候，我一笑置之。
姚南北很聪明，知道想控制修造厂，最好的把手是把它的用户抓在自己手里。
修造厂的用户大部分是内部单位，有体制上的先天优势，只要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不发生大的滑坡，这部分用户不易流失。
所以姚南北的目光，首先盯在了古城农机厂身上。
腹诽姚南北心眼太小，操之过急的同时，我也暗暗佩服他身体力行的精神头。
看来姚副矿长还是有两把刷子的，知道什么是主要矛盾，而且看起来确实想干一番事业。
姚南北不知道宋超和我的关系，不知道除了两个工厂有能拿到桌面上的供销合同外，我们还有私下协议，另外还有古城县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王俊臣的纽带连着。
五天之后第二次来修造厂，姚南北是专门和我谈榆坪公司问题的，遮遮掩掩地表达了想用修造厂的自有资金，收购榆坪公司自然人持有的股份，使之回归修造厂汽修车间的旧身份，将其从股份制企业改造成国有企业下属的生产单位。
姚南北的如意算盘把我逗笑了，我问他打算出多少钱，收购榆坪公司上百名个人股东持有的占比超过78%的股份。
一个多月前，榆坪公司分配了第一个经营年度利润，加上春节前的预分红，股东实际到手的红利，是投资额的三倍。
分配给股东的，只是公司年度利润额的60%，其余的40%作为资本公积金，计入了榆坪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姚南北吞吞吐吐说，他知道榆坪公司的经营情况很好，咱们能不能以三到五倍的溢价，收购个人股东持有的股份。
我笑呵呵地告诉姚南北，别的股东会要什么价钱不知道，我是公司第二大自然人股东，持股数量五十股，持股比例大约是3.8%。
如果现在有人想买我手中的股票，最少得一把拿出二十万的真金白银，否则哪凉快去那待着，别自讨无趣。
我的要价把姚南北惊得直嘬牙花，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问姚南北知不知道修造厂的流动资金是多少，能动用的钱够不够收购榆坪公司股份的零头。
姚南北一脸尴尬，连声向我道歉，说自己不了解情况，把问题想简单了。
徐冰雅是榆坪公司的实控人，公司是我一手打造的，也是我亲自把其从修造厂切割出去的，目的是断了图谋不轨的人的念头。
榆坪公司是我的禁脔，也是我的逆鳞。
姚南北瞒着我去拉拢宋超，我可以装做不知道，可以置之不理，但他得寸进尺，竟然打起了榆坪公司的主意，这触了我的逆鳞，不得不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
希望姚南北能识趣，吃相不要太难看。
同为年轻干部，上任之初想尽快打开局面，建功立业心切，这我能理解。但凡事得量力而行，谋定而后动，想好了哪些事能干，那些事最好少碰后再动手。
显然姚南北不是这样想的，不但太心急，胃口也太大了。
一天后，徐冰雅告诉我，行政科给公司发了份通告，说是为了整治矿容矿貌，拟拆除榆坪公司租赁的原矿商店旧址，要求提前解除租赁合同，勒令承租方一个月之内完成搬迁，将承租的房产交还出租方。
我让徐冰雅以榆坪公司的名义，给行政科回复公函，通知对方公司不同意提前解除合同，如果出租方执意这么做，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赔偿承租方的合理损失后，再谈解除合同的事。
徐冰雅有律师资格证，对法律事务比我精通的多，稍加提醒，她自然知道如何应对来自于姚南北的刁难。
我给徐小弟打了个电话，让他马上买台发电机，再搞辆拉水车备用，不要因为停水断电影响了公司的生意。
徐小弟是徐冰雅的胞弟，是榆坪公司经理，向来对我的话言听计从。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汽车修理，用水用电量不大，只要提前有所准备，不怕有人借水电问题做文章。
姚南北在徐冰雅那儿碰了钉子，我想他应该不会善罢甘休。
榆坪公司不但经营场所是向榆树坪矿租赁的，水电也是由行政科代供。在姚南北的唆使下，解除租赁协议行政科办不到，随便找个借口，断了公司的水电供应还是轻而易举的，这种事不好追究责任，对此我不能不防。
姚南北上任十天了，没有等来杨树林的招见，没有听到来自于老领导一句关怀安慰的话语，等来的是新领导处心积虑的针对，我内心的愤懑情绪越积越多。
我认为自己是个挺现实的人，不是愤青，也不是理想主义者，对所渭的公正公平的期望值不高，不奢望杨树林能给自己一个说法，只是想从老领导嘴里听到一句暖心的话。
仅此而已！
杨树林没有料到我会如此决绝，拿起办公桌上的“辞职报告”，凌厉的眼神在我脸上停了一分多钟。
我咬着嘴唇站得笔挺，准备迎接老领导的雷霆之怒。
杨树林的大手在办公桌上猛拍了一下，桌面上的文件夹墨水瓶都跳了起来。
我以他会在咆哮中将我的“辞职报告”撕成碎片，没想到领导拍完桌子后却长叹一声，拿起笔，在那张信纸空白处一笔一划写了几个字：拟同意，请南北同志酌处。然后似乎很不情愿地签上自己的大名。
我并不是个莽撞的人，明知此时提出辞职，会让领导和同事认为自己是因为被姚南北横插了一杠子，未能如愿升任副处而闹情绪，是冲动之下的率性而为，是不成熟，不稳重的表现，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迈了这一步。
姚南北一个接一个的小动作让我不胜其烦，在这种领导手下做事，自己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修造厂任意而为。
与其把精力用来和顶头上司斗智斗勇，在夹缝中憋屈地工作，不如趁早脱身，换个跑道，沿着自己给自己规划的事业道路继续前行。
脚下能走的路很多，没必要把自己吊在一棵歪脖树上。
辞职并不代表自己想离开赛场，只是想换个单位，离开修造厂这个是非之地，在新跑道上重新起跑而已。
我清楚这些理由很勉强，是为了说服自己找的借口，真正的原因在于自己觉得不应该受到老领导的冷待和漠视，没有等来久盼不至的一句安慰的话。
不需要解释，更不需要道歉，只需要一句能让我感觉有温度的安慰的话而已。
很多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也许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许是一句看似平常的话语，甚至可能是一个不合适的表情。
我不准备向杨树林解释辞职的原因，想等过了敏感时期，修造厂的新厂长上任后，厂里的生产经营一如既往，没有发生太大波动的时候，再请求他为自己安排个新位子。
我把杨树林签过字的“辞职报告”交给姚南北，姚副矿长的脸色很精彩，一分钟之内至少变幻了三种不同的表情，先是愕然，接着是恼怒，最后是释然。
姚南北拉着我胳膊在沙发上坐下，神态坚定地说，绝对不会接受我的辞职，要向杨矿长表明自己的态度，让我把这张辞职报告收回去。
我摇摇头，平静地对姚南北说：“杨矿长当初说只让我在修造厂干满一年，我已经超期服役了好几个月，是时候离开了。绝对没有不给姚矿长抬轿子，或者故意拆台的意思，请领导高抬贵手，放了我吧。”
姚南北说：“就算想换个地方，也得由组织决定后出文件发调令，请先把辞职报告收回吧，继续坚守工作岗位，等我向矿长书记汇报后再做决定好不好？”
姚南北虚荣心强，不想因为我主动辞职，被人诟病自己器量小不容人，也不想刚上任，最能干的下属却撂了挑子被人笑话。
我并不想让姚南北摆脱难堪，你背着我搞了那么小动作，就不能让我轻轻搧你一巴掌吗？
有来有往才公平，来而无往非礼也，不是君子处世之道。
我告诉姚南北，辞职报告杨矿长已经签过字，收不回去了，明天是我在修造厂最后一天上班，请安排好工作交接。
从姚南北处出来，原计划把自己辞职的情况向书记陈大伟汇报，走到书记办公室门口，我却犹豫了，不知道如何向书记解释自己请辞的理由，于是放下了准备敲门的手指。
姚南北针对我的小动作很克制，动作幅度不大，方式也算温和，而且选择了从外围入手，并没有直接插手修造厂的生产经营，所以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也没有造成不良影响。
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自己拿不出让领导信服的辞职理由，会让领导产生误解，真以为我是用撂挑子发泄不满。
恰恰这个问题现在没办法解释，有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回到厂里，我把徐冰雅叫到办公室，告诉了她自己辞职的事。
徐冰雅并没有表现出我以为会有的意外和不舍，反而笑靥如花地说，这才是我印象中林子龙应该干的事，大丈夫理应如此，该出手时就出手，婆婆妈妈的会让我看不起。
我动手收拾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徐冰雅边帮我收拾边问我接下来的计划。
我兴意阑珊地说，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以后当然会继续在榆树坪矿上班，也许回机关，也可能去其他二级单位。
我只是请辞修造厂厂长，并没有犯错误受处分，正科级别肯定不会受影响，换个单位或者部门当领导应该不会有问题。
上升通道的大门依旧向自己敞开着，我没把辞职这件事看得太重。
徐冰雅说：“你不是甘于寂寞的人，休息几天可以，时间太长肯定受不了。我估计辞职对你带来的影响，可能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我在公司给你腾间办公室吧，有时间多过去坐坐，趁着最近不忙，帮小弟把公司的经营范围拓展到别的领域。”
我拒绝了徐冰雅的建议，告诉她就算待分配时间拖个一年半载，自己又不是没别的事可干，为嘛要去你的地盘上凑热闹。
身体往往比语言来的诚实，虽然说不接受我的辞职，但第二天上午，姚南北还是带着多种经营科杨科长来到修造厂，召集厂部工作人员和车间主任开会，宣布了林子龙不再担任修造厂厂长的决定。
姚南北闭口不提我主动辞职的事实，也没有解释矿领导同意我离职的原因，甚至没有给修造厂指定临时负责人，只是要求大家各司其职，把自己的工作干好，然后拍拍屁股走了。
其实姚南北说不说林子龙离职的缘由不重要，厂里的人昨天下午已经知道了我辞职的消息。
不出意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因为姚南北鸠占鹊巢，抢了本应属于我的位子，我气不过才愤然辞职的。
我觉得能被大家误解也挺好的，省去了自己一一解释的麻烦。
虽然只当了不到一年半的厂长，但修造厂领导班子成员和五个车间的主任，全是我一手提拔的，除过支部书记兼生产副厂长黄大海和矿车车间主任马秀兰外，其他人对我辞职的消息，反应都很平静。
黄大海是真心不想让我离开，马秀兰是为我打抱不平。
我自己倒没觉得有多么的依依不舍。
修造厂是国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隔段时间，换个人当厂长很正常。
至于新厂长是阿猫阿狗，是不是会把发展势头正猛的修造厂带到沟里去，不到结果显现的时候，谁也不敢妄言。
吃晚饭的时候，我把辞职的消息告诉了媳妇，告诉她从明天开始，自己就不忙了，可以每天接送女儿上托儿所。
刚满三岁的女儿拍着小手，蹦蹦跳跳地说，最爱坐爸爸的摩托车了，坐在软软的座位上，靠着爸爸软软的肚子好舒服，再也不怕被妈妈自行车上的小椅子咯屁屁。
媳妇很豁达，从来不过问我工作上的事，淡淡地说，这一年多你忙得瘦了五六斤，换个轻松点的工作也好。
离开修造厂的决定得到媳妇的支持和女儿的欢呼雀跃，让我心安了很多，残余的不快情绪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按规定，国企主要负责人离职，必须进行离任审计。
离任审计结束前，我名义上还是修造厂的人，虽然不用按时上下班，但要随时接受审计人员的质询，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做出解释。
榆树坪矿审计科科长叫任丽丽，是个风骚的美少妇。
审计科归经营副矿长程四苟分管，程四苟是放羊娃出身，依仗矿务局前任局长贾启义子的身份，把持着榆树坪矿的人、财、物大权，嚣张跋扈，行事高调强势，矿长书记有时也得看他的脸色。
在修造厂任职期间，我把程四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自作主张给修造厂安排的出纳员的调令退回了劳资科，后来，又当面拒绝了程四苟让我在不合格工程验收报告上签字的无理要求，把他让自己侄子送给我的几万元贿金扔下楼。
再后来，程四苟企图调戏垂涎已久的徐冰雅，被路见不平的马秀兰带着两个善撕能咬的东北虎娘们，当众结结实实地羞辱了一顿，被收拾得灰头土脸，威风扫地。
从省城学习归来的我听到徐冰雅受辱的消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找了个机会，在会场上公开向程四苟叫板，把那个不知廉耻为何物的家伙怼得差点当场噎死。
矿部办公楼的人都知道，林子龙和程四苟是死对头。
程四苟除了爱钱，还特别好色，这两样东西对没有底线的当权者来说，似乎总是焦不离孟，如影随形。
程四苟和任丽丽的关系，在榆树坪矿无人不知。
任丽丽能从一个连上岗证都没有的代岗财务人员，成为新成立的审计科副科长，后来又晋升为科长，全靠上面有人，是程四苟日复一日不遗余力的结果。
有程四苟和任丽丽一对狗男女挡道，不用徐冰雅提醒，我知道自己的离任审计不会顺利，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并不着急，怡然自得地度过了参加工作十四年来，最悠闲的一段上班时间。
每天按时起床做早餐，把女儿送到托儿所后，要么骑摩托车上山去宝龙矿转转，看看出煤情况，和矿长孙建成聊会天，顺便混顿午饭。
要么到办公楼遛达一圈，去审计科问问有没有需要自己解释的问题，再去某个和自己关系好的科长办公室喝喝茶，侃侃大山。
本着“坐看风起云涌，静待云卷云舒”的态度，我把任丽丽带人搞的离任审计并没当回事。
一年多来，修造厂的账簿被审计科和纪委翻来覆去折腾了好几次，如果有问题早就爆雷了，不可能拖到我离任的时候。
在业务能力精湛、工作经验丰富，又心细如发的老会计徐冰雅面前，连小卡拉米都算不上的任丽丽，只有被虐的份。
想从徐冰雅亲自过手的账本上找出破绽，恐怕任丽丽把自己的一头秀发愁得一根不剩，也办不到。
逍遥了十多天，我没收到离任审计结束的消息，却接到姚南北亲自打来的电话，通知我明天上午九点到修造厂，和新厂长交接工作。
至于新厂长是谁，姚南北没有说，我也没兴趣问。
第二天，提前半个多小时到了厂里，我和黄大海申小涛聊了会。
在修造厂当厂长时，我一直奉行的是大撒手的管理方式，日常工作全部交给几个副手分头把关，自己没有分管具体业务，所以自己离开以后，修造厂的生产经营并没有受到影响，所有的工作都有条不紊。
这种状况让我很欣慰。
口口声声说不留恋，但修造厂毕竟是自己生命旅途中一个重要的驿站，虽然驻足时间不长，却也留下了很多弥足珍贵的回忆，比如说在这里，自己和榆树坪矿的六朵金花之一，素有“冰姐”之誉的徐冰雅走到了一起。
我清楚自己和“冰姐”注定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和修造厂对于自己而言只是临时驻足的驿站，不是家，更不是最终归宿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也不会给对方承诺，不可能长相厮守，但我就是愿意偷偷摸摸地和她在一起。
想到以后不能每天看见徐冰雅冷冰冰的俏脸，不能享受她偶尔出其不意抛来的媚眼带给自己的刺激，我心中产生了一丝丝惆怅和淡淡的忧伤。
虽然对修造厂下任厂长是谁我不在意，但跟在姚南北屁股后面的那个人，却差点惊掉我下巴。
姚南北满脸是笑，煞有其事地对我说，矿党政决定由侯得财同志担任修造厂厂长，老侯原来是咱们厂的老车间主任，你们很熟吧，我就不介绍了，现在请子龙同志按规定向老侯移交工作。
尖嘴猴腮的侯得财点头哈腰，双手递给我一根香烟，嘴里嘟囔着：“承让！承让！谢谢老厂长对修造厂的贡献！”
我对侯得财的敬烟和恭维视而不见，将办公室和文件柜的钥匙丢到桌子上，冷冷地说：“厂里每项工作都有人分管，除了这两把钥匙外，我没有其他可移交的。”
从向杨树林递交“辞职报告”那天到两分钟之前，不管在那个场合，我的态度一直很平和，对姚南北也总是笑脸相待，对自己不愿用正眼瞧的任丽丽提出的问题，不管是否属于鸡里挑骨头，都心平气和地给与了合理的解释。
姚南北没料到我的态度忽然大变，尚未褪去的笑容凝固在脸上，目瞪口呆的样子十分滑稽。
认识我的人都说林子龙老成持重，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根本不像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
但此时的我真的失控了，撇下不知所措的侯得财和呆若木鸡的姚南北，狠狠摔上办公室门扬长而去。
没有任何事能比让侯得财当修造厂厂长让我感到耻辱。
这种耻辱让我愤怒到极点，让我失去了理智，恨不得把眼前这座亲手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浸润着自己心血和汗水的工厂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榆树坪矿干部职工有一万多人，其他任何人来当修造厂厂长我都没意见，唯独侯得财让我无法接受。
侯得财是什么货色，有多大的本事，我比谁都清楚。
我初到修造厂的时候，侯得财是全厂职工人数最多的机修车间主任。
侯得财自己没啥本事，但生了个好闺女。闺女姿色不薄，是个三十多岁还没嫁出去的老姑娘，是程四苟来榆树坪后认下的第一个干妹妹，干哥干妹情谊日浓一日。
凭借掌握着修造厂命门的程副矿长便宜老丈人的身份，侯得财不但在机修车间一手遮天，还把整个修造厂搞得鸡飞狗上墙，把连续几任厂长恨得牙齿痒痒，却因为忌惮程四苟的淫威，而不敢动他分毫。
我上任后，首先跳出来公开发难的正是侯得财，他不但当众让我下不来台，还指使自己的打手马孬蛋，把我的办公室砸了个稀巴烂，让厂长无处栖身。
我被迫把侯得财作为自己杀鸡儆猴的目标，借他在修造厂为自己立威。
为了不惊动自己惹不起的程四苟，我绞尽脑汁，用民主选举的方式，兵不血刃地拿掉了侯得财的车间主任，又怂恿受他蒙蔽的孬蛋，逼迫侯得财大出血，掏了三千块钱，帮我装修了间全新的厂长办公室。
在修造厂颜面尽失，遭到众人唾弃的侯得财最终不得不离开修造厂，在程四苟的力挺下，当上了劳动服务公司被服厂厂长，领着十几个大妈大婶踩缝纫机。
被赶出修造厂的侯得财不甘心，联络了机修车间的旧部刘长安等人，收集我的黑材料，给局纪委写匿名信，上蹿下跳，配合榆树坪矿纪委的专案组，想把我整倒。
榆树坪矿纪委书记钱峰带人折腾了挺长时间，没有查出我的问题，却被矿长杨树林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灰溜溜地撤了回去。
被当官念头折磨得疯疯癫癫的刘长安，被我和马秀兰送进高墙后，侯得财终于老实了。
侯得财虽然也算厂长，名头挺能唬弄不了解内情人，其实顶多也就是个班组长。他能以工人身份，至少连跨三个台阶，当上正科建制的修造厂厂长，一定是程四苟的功劳。
我非常不理解，程四苟虽然霸道，掌握了榆树坪矿大部分实权，但他只是副矿长，能在自己分管的领域独断专行，但在干部任用问题上并没有发言权。
修造厂厂长属于行政干部，决定权掌握在一把手杨树林手中。
没有杨树林点头，程四苟就算挣断肠子，也没有帮啥也不是的侯得财一步登天的能力。
程四苟的蛮横和步步紧逼，这几年让杨树林受了很多窝囊气，他和程四苟很不对付。
党委书记陈大伟任职时间不长，不了解侯得财的情况情有可原。
杨树林是榆树坪矿的元老，也许他不认识侯得财，但绝对听说过这个名字。
去年春节期间，在向杨树林汇报自己第一阶段工作的时候，我特地汇报了用计将程某人干妹妹的老爹侯得财斩于马前的经过，当时老领导很开心，表扬我脑瓜子好使，让小苟子吃了个大瘪，还有苦难言。
我不知道程四苟是用啥手段，让杨树林同意了对侯得财的任命，但这件事肯定不简单。
也许如传闻中的那样，杨树林有把柄被程四苟攥着。程四苟为了讨干妹妹的欢心，要挟了杨树林。
似乎只有这种可能，才能让作风同样强势，曾经气壮如牛，一口唾沫一个钉的杨树林，不得不答应了程四苟如此荒诞的要求。
如今的修造厂早已不是我上任时的烂样子，职工达到了四百多人，是全矿人数最多的二级单位，经济效益是全局多经企业中最好的，职工收入堪比井下生产一线岗位。
如果公开选拔，我估计全矿四十多个正科，近百名副科级干部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报名参与竞争。
这时候我感觉到了后悔，后悔在没有向杨树林和陈大伟汇报，对接任者人选提出自己建议的情况下，贸然提出了辞职申请。
我不是忧国忧民之士，对修造厂的未来不关心，但那里有自己在意的徐冰雅，有黄大海申小涛一众和自己并肩奋斗过的兄弟，我不能不为他们以后的处境而忧心忡忡。
愤怒归愤怒，担忧归担忧，侯得财已经成了修造厂新一任厂长，这个事实自己没有能力改变。
忽然发现最近和自己有关的怪事特别多，先是表现平平的姚南北，出人意料地获得破格提拔，又是在修造厂烂了大街，像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夹着尾巴逃出去的侯得财，和打算反攻倒算的胡汉三一样，又趾高气扬地杀回了修造厂。
这他妈的是什么世道！
盛怒之下，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所行动，做点之前想都没想过的事，给新上任的侯厂长送份贺礼吧。
第二天一大早，开着徐小弟的桑塔纳，我去了古城农机厂，和宋超关起门密谈了两个小时。
当天下午，修造厂收到农机厂发来的传真，被告知双方一年后才到期的《供销合同》提前终止，三十天后不会再下达新订单。
合同中对提前终止协议有约定，宋超这种做法不算违约。
分管销售的副厂长申小涛，将农机厂的传真交给正在给车间主任训话的侯厂长。
得财看了传真件后，脸上的颜色变成了猪肝色，顾不上给车间主任们再抖威风，坐上厂里的客货车匆匆去了矿部。
至于是去向程四苟求助，还是给姚南北告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遭到迎头一击，这一击的力量很大，自己身板单薄，恐怕承受不起。
从农机厂出来，我去了矿务局总机厂。
古城县机械工业基础薄弱，有能力给农机厂提供配套服务的机加工企业不多，其中实力最强的非总机厂莫属。
一年前，给农机厂提供配套的正是总机厂。是我凭借和宋超的私人关系，硬生生把总机厂挤出局，让装备水平和加工能力都略逊一筹，地理位置明显不占优的榆树坪煤矿修造厂登堂入室，成为古城农机厂的定点配套厂。
在商言商，商人重利轻一切。
宋超抛弃总机厂，转而选择修造厂提供配套服务，并不单单因为和林子龙有私交，也不是因为两家工厂提供的零配件价格和质量不相上下。
总机厂是国企，财务制度严格，管理规范刻板，不会因为某个客户而改变，让从沿海地区过来的宋超觉得十分别扭。
修造厂同样是国企，管理方式和规章制度出自于同一个模板。了解到宋超对总机厂不满的原因后，我给他提供了一套变通方案，让宋老板爽快地接受了修造厂。
变更上游配套厂相当麻烦，有些事宋超自己不便出面，需要我居中斡旋。
同为矿务局内部单位，过去一年半里，原本势单力薄的修造厂迅速崛起，乱拳打死老师傅，俨然成了总机厂最大的竞争对手，让家大业大，过惯了坐等用户上门舒坦日子的总机厂很是头痛，在屡次交锋中一败再败，鲜有胜绩。
大环境不好，总机厂的日子现在也很拮据。
来自局属单位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少，由于体制僵化，社会负担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外部市场开发不但没多大起色，原本不多的几个大用户还出现了流失现象，比如被古城农机厂取消了定点配套厂资格。
昔日对手曾经的领头羊登门，总机厂厂长喜出望外，不惜纡尊降贵亲自接待。
一番扯皮之后，对方咬牙切齿地说，为了保住职工的饭碗，不让大家失业，赔点钱也愿重新为农机厂提供配套服务，产品出厂价在原来的基础上降7%，通过中介方河西省北方物资工贸公司，一个月后正式向农机厂供货。
古城农机厂向修造厂采购的零配件，除过《工业品购销合同》外，附加了和榆坪公司的运输服务合同，以满足农机厂和宋超的特殊需求。
徐冰雅是榆坪公司的法人代表，为了不殃及池鱼，我计划撇清榆坪公司和农机厂的关系，准备让北方公司充当白手套的角色。
北方公司是赵军的私人企业，和我的宝龙煤矿是利益共同体，双方合作的融入度很高。凭自己和军哥的关系，不用提前商量，我能替他做决定。
和宋超密谈两个小时，我们谈的不止变更供应商一件事。
第二天，农机厂闲置已久的金属结构车间，锈死的大门锁被铁锤砸开，宋超指着挂满了蛛网的几台大型设备，对身后跟着的十几名工人师傅说，给你们半个月，让这些设备统统给我转起来。
农机厂是古城县最大的地方国企，鼎盛期有近千名职工，曾是河西省农机行业的龙头企业，主打产品是低速柴油机和农用拖拉机，在西北诸省的农机市场有不错的份额。
九十年代初，红火了近十年的古城农机厂经营陷入困境，市场萎缩，连续巨额亏损，每年都需要县政府用财政资金填窟窿。
为了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两年前，古城县政府以公开竞标的方式，将农机厂承包给由宋超牵头的苏商联合体经营，双方约定的承包期为二十年。
宋超接手后，停止了拖拉机生产，集中精力打造附加值高，用户口碑好的低速农用柴油机。一路高歌猛进，迅速在区域市场取得了优势地位，现在每年从省里拿到的农机生产补贴，就达到了近百万元。
初战告捷的宋超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有恢复农用拖拉机生产的想法，我想借机给姚南北和侯得财准备一份更大的礼物。
程四苟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把侯得财扶上修造厂厂长的位子，明显不是仅仅为了讨爱妃欢心，更大的用意是为了恶心林子龙。
不但修造厂的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机关大楼里很多人对程某人的用意也心知肚明。
上午我借车的时候，徐小弟苦着脸说：“林哥太不够意思了，自己拍拍屁股走了，留下我姐和小涛他们受侯得财的窝囊气，那个搅屎棍子回去可是专门为报复你的。”
徐小弟能想到的问题，我怎么可能想不到，杨树林怎么可能意识不到。
像生吞了一把苍蝇似的，我被杨树林的行为恶心到了。
事已至此，我也没了顾忌，丢掉幻想，准备用行动维护自己的尊严。
矿车车间是我为修造厂留下的最大遗产，这个项目从立项到找资金到寻求技术援助，一直到最后的送检，申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包括向内部客户推广销售，每个环节都是自己亲自操盘的。
其中最关键的技术资料和工艺文件的提供者，除了我之外，修造厂任何人都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因为没有收据，也没有见证者，向提供技术支持的孙工支付的劳务费无法入账，这部分费用是我用自己的奖金支付的，所以相关技术资料的原件，离开修造厂的时候，我心安理得地拿回了家。
我和孙工私下里一直保持着联系，两个多月前孙工曾打电话说，一吨矿车的国家标准有了新版本，新标矿车不但性能更好，制造成本还比老版的低了20%，他可以按上次收取的服务费标准，为我提供技术升级服务。
还没来得及考虑矿车产品的升级问题，我便离开了修造厂。
原想等自己的工作岗位落实后，再将这个情况告诉自己的继仼者。如果对方有意向，我可以为他和孙工牵线搭桥，顺便把自己上次垫付的技术服务费讨回来。
一万元不是小数，比自己一年半工资还要多，把钱财看得再轻，我也舍不得用自己的钱，为修造厂的公务活动买单。
丢掉农机厂每年一百来万的订单，受影响的只是铸造和机加两个车间，修造厂勉强还能扛的住，但矿车的销售要是出了问题，会要了修造厂的命，它现在蓬勃发展的势头将戛然而止。
矿车是是修造厂唯一批量生产的定型产品，单个产品创造的产值和利润占全厂的百分之六十，而且它的产业链比较长，机加、铸造和铆焊车间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内部配套。
可以不夸张地说，丢掉了矿车这个主打产品，修造厂活不了多长时间。
修造厂建厂的初衷是为榆树坪矿的煤炭生产提供服务，全厂只有一个助理工程师和一个见习技术员，没有独立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虽然矿车制造没有技术壁垒，难度也没多大，但没有外部的技术支持，修造厂自己根本造不出来。
古城农机厂原来生产过拖拉机，有制造拖拉机车厢的金构车间，剪板卷板之类的专用设备一应俱全，只是因为厂里产品结构调整，被暂时封存了。
制造矿车和制造拖拉机车厢本质上没啥不同，需要的专用设备大差不差。
图纸和工艺文件是现成的，矿车专用防腐涂料的配方我也有，说服宋超利用农机厂闲置的厂房设备生产矿车，不是多难的事。何况他正在琢磨着恢复拖拉机生产，金构车间的封存设备迟早要启用，只是提前了一段时间进行检修而已。
农机厂生产矿车，在制造成本上比修造厂有天然的优势。
修造厂在大山里，交通非常不方便，生产物资全部要从山外运进去，产成品再从山里运出来，运输费用会直接推高生产成本。
修造厂的矿车车间是用国家扶持煤炭企业多种经营专项资金建起来的，总共花了两百多万元。
专项资金没有利息，但本金要在三年之内还清，这对修造厂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核算产品成本的时候，肯定要考虑这个因素。
修造厂必须按财务制度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农机厂生产矿车没有这项成本，厂房和设备是现成的，用不用都摆在那儿。
有这么多有利条件，就算不考虑国企和私营企业在生产效率和管理费用方面的差别，农机厂制造矿车的成本，肯定会比修造厂低。
农机厂制造矿车，会执行新颁布的国家标准，不但产品的生产成本更低，而且性能更好，这才是我最大的杀手锏。
矿车不是普通消费品，只能卖给煤矿，主要是产量大，管理规范的国营煤矿。
为了给内部企业提供猥琐发育的空间，古城矿务局明文规定，下属单位必须优先采购内部企业能够生产的物资，修造厂正是凭借这个保护性政策，从省煤机厂手里，抢下了古城矿务局全部的矿车订单。
矿务局的保护政策有个前提条件：质量价格相当。
如果农机厂向各个煤矿推销的矿车，不但比他们向修造厂采购的矿车便宜百分之十，而且质量性能更好，再附加上南方私企老板超常规的营销手段，我不知道修造厂能有什么办法应对能，以后它生产的矿车能卖给谁。
有程四苟不惜牺牲榆树坪矿的利益，拼了老命的支持，不大可能出现一辆都卖不出去的情况，但想靠每年不到一百矿车辆的销量，靠唯一能打的拳头产品六七十万的营收，维持矿车车间的正常生产，给修造厂续命，让四百多名职工的饭碗里有勺热汤，恐怕不太现实。
矿车市场被农机厂攻陷，叠加被踢出配套厂家圈子，两记重拳之下，我估计修造厂大概率会承受不住，要么靠榆树坪矿输血，苟延残喘一些时间，要么会就地躺平。
不知道到了那时候，榆树坪矿的当家人杨树林会不会后悔。
我把一吨矿车的技术资料和工艺文件交给宋超，宋超说：“买这些资料的钱我不给你了，包括你现在提的建议，都算做你对这个项目的投资，从这个产品实现的利润中，兄弟一定会得到该有的回报。
宋超是行家，随手翻了翻我带来的资料，神态轻松地说：“煤矿上用的都是傻大黑粗的玩意，你和那个孙工联系联系，我这两天抽时间去省城先和他接上头，把新国标拿到手，估计一个月左右能拿出矿车样品送检，最迟两个月内推向市场。”
宋超的话，让我心中的愤懑稍稍消散了一些，没有早晨出门时那么激动了。
农机厂要求提前终止合同，取消订单这事做的过于明显，如果说不是林子龙捣鬼，恐怕没有人相信。
我以为姚南北会向我兴师问罪，或者请求我从中斡旋，让宋超收回成命，甚至有可能让杨树林出面向我施压。但这几种情况都没有出现。
姚南北也是心高气傲之人，认为自己的能力并不比林子龙差，我在修造厂能做的事，他自己努力努力也能做到。于是带着侯得财和申小涛，还拉上了和宋老板比较熟的徐冰雅，一起去农机厂找宋超，企图用降价和延长付款周期的优惠条件，让修造厂继续为农机厂提供配套服务。
宋超知道我和徐冰雅的关系，本不想见姚南北，看在徐冰雅同行的份上，勉强请姚南北一行在古城宾馆吃了顿饭，吃饭的时候还上了酒，宾主把酒言欢，气氛甚是融洽。
姚南北以为有戏，饭局还没结束，便指使侯得财抢先买了单。
宋超什么样的场面没经过，在姚南北和侯得财曲意逢迎面前安之若素，言辞闪烁，既不说肯定的话，也没有断然拒绝，逗得姚南北的心痒得像被猫挠了似的。
等了一个星期后，没等到宋超准信的姚南北找到我，说组织部还没有开调令，你现在还是修造厂的在职干部，工资还得厂里给你发。拿了工资就得干活，我给你安排个工作，不管用什么办法，把农机厂下半年的订单给修造厂拿回来。
我笑嘻嘻地回答，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给修造厂干活，是我应该做的，该跑的路肯定跑到，求人的话一定说到位，但不能保证能完成领导交待的任务。请问姚副矿长，我的差旅费按啥标准执行，找谁报销？
国企人员的差旅费规定得很详细，工人和干部不一样，不同级别干部出差期间的伙食补助和住宿费标准大不相同，所以我会有这么一问。
姚南北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痛快，愣了愣回答道：“差旅费当然算修造厂的，和你当厂长时的标准一样。”
离职后虽然没事可干，但我轻易不敢出门，尤其是不能离开榆树坪，不想被人揪住小辫子。怕审计人员有问题找不到自己，也要应付姚南北的临时召见。
既然姚南北有令，我就能理直气壮地出山了，至于是不是去了远在县城的农机厂，只有天知道。
当天下午我上了山，在宝龙矿待到天黑后才回家。
古城是河西省最大的煤炭主产区，境内除了有古城矿务局属下的七个国营煤矿外，还有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私营煤矿，也就是人们嘴里常说的小煤窑。
榆树坪煤矿周围的山上，是古城境内小煤窑最多的区域，几乎每座山坡上，每条山沟里都有星罗棋布的小煤窑。
国内经济不景气，煤炭市场疲软，供远大于求，国有煤炭企业生产的煤炭卖不出去，销售价格倒挂，亏损严重，纷纷停产限产，导致大批煤矿工人下岗，煤炭行业一片萧条。
由于生产成本存在着巨大差异，行业的萧条对私营煤矿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条件简陋，安全系数极低的小煤窑，凭借比国营矿至少低一半的销售价，反倒在这个阶段野蛮生长，趁机占领了国营矿停产限产让出来的一部分市场份额。
对小煤窑老板来说，虽然现阶段煤炭卖价不高，但相对于更加低廉的生产成本来说，只要能出煤，还是有赚头的，只是赚的钱没有以前那么多而已。
宝龙矿座落在离榆树坪不到五公里的山坡上，属于榆树坪镇崖畔村的地盘，距离唯一一条出山公路不远。
这个小煤窑原本是兄弟卫大宝的，大宝比我小一岁，是崖畔村当地人，他是我刚参加工作时，在井下运输队当轨道工时的工友。
在一起跑车事故中，我救了卫大宝的命，自此他就成了我的小迷弟，人前人后都尊称我“龙哥”，一直对我唯命是从。
宝龙矿是大宝在翻新家里的窑洞时，无意中挖到了埋藏很浅的露头煤，五年前在自家的老宅基地上办起来的，前些年经营的一直不错，也没少挣钱。
去年十一月份，由于卫大宝的偷懒，没有及时制止包工头的违规作业，导致宝龙矿发生了致死六人的特大冒顶事故。
事故发生后，为了逃避牢狱之灾，自小被父母娇生惯养，缺少主见和担当的卫大宝，连夜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跑了，自此杳无音信。
大宝走的时候，给我留了张匆匆写就的纸条，请“龙哥”帮自己照顾家中的老人媳妇。
县政府派出了由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王俊臣带领的事故处理小组，负责宝龙矿事故的善后工作。
从王俊臣的嘴里我得知，卫大宝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在办理营业执照和给煤炭局递交的办矿材料上，伪造了我的签名，将我写成了他的合伙人。
大宝这么做没有恶意，但却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王俊臣借着这个由头，半是强迫，半是劝解，说服我背负巨额的善后工作费用，在崖畔村干部和村民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将宝龙矿豋记在自己名下。
我对宝龙矿的情况很了解，比矿主卫大宝了解得更全面，知道这个小煤窑的煤质和资源贮量都很好。
为了替兄弟保住这份产业，同时也是为了帮王俊臣解决筹集死者家属赔偿金的难题，我冒着很大的风险，接手了这个如果自己放任不管，极大可能会被政府强制关闭的小煤窑。
我意在仕途，不想离开自己给自己划就的职业道路，从来没有将宝龙矿占为已有的想法，计划等卫大宝归来后物归原主，所以在变更营业执照时，无偿将宝龙矿百分之十的股份，登记在大宝媳妇欧阳春草名下，为将来顺利向大宝移交埋了个伏笔。
我接手后，花费巨资整修被大冒顶摧毁的井巷和工作面，又花了二三十万建设轨道运输系统，让原本全靠人力用最原始的方式挖煤运煤的宝龙矿，有了一点工业化生产的原素，产量也从原来每月三千吨左右，增加到六千吨以上。
宝龙矿生产的煤种是稀有的配焦煤，售价比其他小煤窑能高二十来块钱，在大家的生产成本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挣的钱更多。
在我的劝说下，卫大宝这几年从小煤窑挣到的钱，除了用其中的三十多万元，在离井口两三百米外的山坡上，给父母建造了一座气派的宅院外，其余全部用到了宝龙矿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使得自家小煤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比本地区绝大多数小煤窑都要好。
宝龙矿生产的配焦煤，以前的用户是古城当地几家焦化厂。
今年春节前，在和古城最大的煤贩子，北方公司老板赵军聊天时，我的一句闲话，点醒了一直把当地小煤窑生产的动力煤，用铁路发到华东地区的火电厂，赚取地区差价的赵军。
军哥当即飞往上海，通过自己的客户，联系到需要配焦煤的钢铁厂，和对方签订了长期供应合同，随即和我联手，用北方公司在春运期间申请的两列运煤专列，向上海用户发运了六千吨配焦煤。
用户对宝龙矿的煤质十分满意，对军哥说，你发多少我收多少，不受合同数量的约束。
这单生意让我净赚了五十多万，北方公司也获得了比发运电煤高一倍的净利润。
春节过后，尝到了甜头的军哥停掉电煤生意，北方公司申请的铁路运输计划，全部用来发运宝龙矿生产的配焦煤。
赵军老爹是路局一把手，在铁路系统的人脉和关系无人能及，每月都能搞到普通人根本弄不来的火车皮。
铁路运力是最紧俏的资源之一，尽管赵军搞车皮的本事让一般煤贩子望尘莫及，但吃相不能太难看，要考虑社会影响，所以路局货运处每月分配给北方公司的车皮计划，最多也只是六十来节，外运量不会超过四千吨。
运输系统改造后，宝龙矿的月产量达到了六千吨以上，三分之二以外人想象不到的高价，卖到上海的钢铁厂，剩下的三分之一只能以市场价，依旧卖给古城当地的焦化厂。
卖给外地用户和在当地销售，同一煤种，同一质量的煤炭，价格相差了一百多块钱，这让赵军肉痛不已，不止一次对我说，宝龙矿的配焦煤明明是肥的流油的大肉，却被你当白菜价给卖了，这种缺心眼的行为是要遭天谴的。
赵军一直惋惜自己能力有限，没办法搞来更多的车皮，把宝龙矿的配焦煤全部拉到上海卖高价，但我对这件事始终没太上心。
办法不是没有，而是我不想让小煤窑的事情，太过分散了自己的精力。
自己的身份是国企干部，职务是国营榆树坪煤矿修造厂厂长，宝龙矿又不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只不过是替卫大宝暂时经营而已，不能因此耽误了本职工作。
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
离任审计拖拖拉拉搞了快一个月，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向自己提出过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但在程四苟和任丽丽的搅和下，我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拿到离任审计结论。
由于惹恼了杨树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离任审计结论出来之前，老领导肯定不会为自己安排新的工作岗位，而受了侯得财被任命为修造厂新厂长刺激的我，肯定不会去求杨树林的。
新的工作遥遥无期，宝龙矿有老搭档孙建成替我守着，除了每月卖两次煤外，基本不用自己操心，年纪轻轻的，长时间没事干，身上的零部件会生锈的。
我准备给自己找点事做。
徐冰雅说的没错，我天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过段时间不折腾出点事来，就不是林子龙了。
给军哥打了个电话，约他下午在宝龙矿见面，除了结算这个月的煤款外，我想和他商量商量建洗煤厂的事。
除非原煤质量特别好，绝大多数情况下，焦化厂炼制焦炭用的不是煤矿生产出来的原煤，而是经过洗煤工艺得到的精煤。
所谓洗煤，是通过水流的冲击作用，将原煤中的灰份石矸等杂质剔除，同时降低一部分含硫量，得到满足炼焦用煤标准的精煤。
煤炭是大自然的产物，本身带有一定比例的矸石和灰分，生产和运输过程中也会混入一些杂质，这些矸石和杂质虽然没有用，但是有自己的重量和体积。
宝龙矿卖给上海地区用户的是配焦煤是原煤，用户收到货后并不能直接用来炼焦，而是要经过洗煤，将其中的无用杂质除掉后，才能将其同他品种的焦煤按一定比例掺配，送入焦炉烧制冶炼钢铁必不可少的焦炭。
也就是说，北方公司通过铁路发运到用户处的煤炭，其中有一部份是无用的垃圾，这部分垃圾既浪费了宝贵的运力资源，又增加了运输成本。
我请人化验过，宝龙矿生产的原煤，洗精煤的回收率在百分之七十左右，意思是一吨原煤能生产出七百公斤的洗精煤。
如果把发运原煤变为发运精煤，凭北方公司现在能申请到的铁路运力，基本上可以把宝龙矿生产的煤炭，全部发运给上海的钢厂。
请军哥来商量建洗煤厂的事，我并不是想拉他入伙，也没准备向他借钱。
宝龙矿恢复生产不到半年，银行存折上的余额已经超过了两百万，我完全有能力把王俊臣担保，从信用社贷的一百二十万提前还掉，也有能力一次性付清欠县政府的上百万元事故罚款，但我并没有这么做。
还是和从前一样，每月三号前，给信用社还一万四千元贷款利息，再给县财政局账户转十万元罚款。
宝龙矿的情况很特殊，也很敏感，自己必须谨慎行事，尽量保持低调。
除春草和徐冰雅两个知情者外，其他人都以为宝龙矿的老板还是崖畔村村民，榆树坪矿停薪留职的正式工卫大宝。现在的产量虽然比卫大宝在的时候增加了一些，但赚的钱全部用来还债了。
洗煤工艺不复杂，河对面的河东省有专门生产洗煤设备的工厂，不但包建厂，还代为培训操作洗煤机的师傅，提供洗煤技术，服务到用户生产出质量合格的精煤为止。
我和这个工厂联系过，对方在电话里告诉我，只要钱跟得上，建厂的土地没有纠纷，两个月内保证完成建厂任务。
建一个月入洗量一万吨的小洗煤厂，包括十年地租在内的总投资，顶破天也用不了一百万，这点钱对现在的我来说不算大事。
军哥开着他的大奔，带着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娜莎来到宝龙矿。
孙建成知道我们有事要谈，寒暄几句后便出去了，把矿长办公室留给了我们。
娜莎掏出小笔记本，和我确认了五月份的上站煤量，把银行转账单的底栏递给我，我看了看上面的数字，签上自己的名字后还给了她。
娜莎是赵军在莫斯科做生意时请的翻译，军哥回国发展后把娜莎招了过来，名义上娜莎是他的私人助理兼管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俩是啥关系。
应我的要求，北方公司和宝龙矿的财务往来，由娜莎一个人经手，北方公司其他人不许参与。
五月份，宝龙矿运到北方公司在铁路集运站专用站台上的煤炭，总计是三千九百吨，货值五十二万六千元。
这些钱基本上算是宝龙矿的利润，还债后剩下的属于我个人的。
除过上站的三千九百吨原煤外，宝龙矿本月还卖给了当地焦化厂两千多吨煤炭，销售收入将近二十万元，地销收入可以覆盖全部的生产成本。
我和赵军之间，也就是宝龙矿和北方公司之间没有书面协议，双方的合作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军哥知道我辞职的事，问我新的工作岗位落实了没有。
我摇摇头说，杨树林对我事先没向他请示，直接提出辞职的做法很不满，加上有其他矿领导从中作梗，自己可能会被晾一段时间。
我告诉赵军，想趁着这段时间没事干，给宝龙矿配套建个洗煤厂，以后咱们不再给上海发原煤，改发精煤，这事你和用户沟通一下，看看他们是啥意思？
上海方面的用户是和北方公司签的协议，我没有接触过，需要军哥出面和对方接洽，作废之前原煤供销合同的同时，签定新的精煤供销合同，重新约定煤质和价格。
对北方公司来说，给用户发运的是精煤还是原煤没啥区别，既不会增加费用，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利润，所以赵军对这事不甚在意，让我把精煤的指标和报价告诉娜莎，让娜莎明天飞趟上海，尽快把新合同带回来。
军哥说的风轻云淡，笃定用户肯定接受变更合同的要求。
事实上这件事确实也不难，将原煤改为可以直接入炉的精煤，对用户来说肯定是好事，对方没有不同意的理由。
赵军对我建洗煤厂的事不感兴趣，反而劝我别把榆树坪矿的工作当回事，趁早离开那个遍地煤灰的破山沟。
他对我对国企的工作痴迷甚为不解，试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服我改弦更张，趁着风华正茂的年龄和他一起干。
军哥勉强算官二代，老爹是抗美援朝老兵，官至正师后转业到铁路系统。虽然他不能和京城的大院子弟相提并论，但在河西首府山北市也算个有名有姓的公子哥。
高中毕业后，赵军先是被父亲赶到部队锻炼了两年，转业后在省城当了警察，也是体制内的人。
打小吊儿郎，受不了约束的赵军穿了一段时间警服后，背着父母在警局办理了停薪留职，成为国内首批赴远东淘金队伍中的一员，比那位用肥皂洗脸盆换飞机的大咖，闯荡前苏联的时间还要早。
在莫斯科过了几年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赵军攒下了不菲的身家，被万里之外的老爹老妈一天十道金牌相催，被迫回到山北结婚生子，完成延续家族香火的历史使命。
婚后老实了两年，军哥重新出山，把旧部娜莎招到山北，注册了北方物资工贸有限公司，做起了倒买倒卖钢材铝锭的生意，后来又凭借自己在铁路上的关系，又当上了倒腾煤炭的煤贩子。
别看北方公司员工不到十人，每年却不少赚钱。总部设在省会最繁华地段的铁路大厦，又在古城档次最高的国贸大酒店长租了两间套房，设立了古城办事处，专营通过铁路向外地发运煤炭的业务。
军哥人挺不错，做事情讲究，对朋友义气，但行事高调，生活奢靡，出入豪车美女相伴，食宿非星级酒店不进，从来不在意别人的评头论足，活得恣意潇洒，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
赵军忽悠说，只要我愿意离开榆树坪，他可以把北方公司古城办事处交给我打理，赚的钱弟兄俩一人一半，自己以后就不用经常往古城跑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在省城呼朋唤友，逍遥快活。
他掰着手指头我给算了笔帐：只要能把煤卖到外地去，小煤窑每年的利润少说有四五百万，就算将来交给卫大宝，怎么着他也得分你一半钱吧。
你如果替我打理办事处的生意，每年至少也能分百十万。一年能挣三百多万，这还不包括你在冰雅妹妹公司的的分红，别说小小的榆树坪煤矿副矿长，给个矿务局局长的位子，哥们也不带希罕的。
耐着性子听完军哥的唠叨，我一点都没动心，笑嘻嘻地问他啥时学会的做人的思想工作。
赵军叭叭了半个多小时，见我不开窍，郁闷地对娜莎嚷嚷说，这小子的脑子被猪油糊住了，咱们走。
军哥对我伸出告别的右手视而不见，我讪讪把手转向娜莎。
娜莎也不跟我握手，而是笑得金枝乱颤，送给我一个优雅的飞吻。
看着便道上奔驰车卷起的黑色尘龙，我自嘲地摇了摇头。
自己和军哥不是一个阶层的人，生活和成长环境完全不同，从小受到的教育也不一样。
我们俩想问题的出发点不在同一个维度上，对社会的认知大相径庭，他理解不了我的想法，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建洗煤厂不是件容易的事，宝龙矿没有闲人，具体事情只能自己来干，希望在建设过程中找到合适的管事人。
洗煤要用大量的水，山区缺水，也找不到大块平整的土地，只能到山外寻找建厂的地方。
走出脚下这座大山，便是滚滚东南流的黄河。
山缘到河边的过渡地带，是河水用万千年冲刷出的大片砂砾地。砾石地大多种不了庄稼，所以租金便宜。而且离大河近的地方地下水丰富，取水方便，是建洗煤厂的理想之地。
送走赵军和娜莎，我胳肢窝下夹了条红塔山，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去了崖畔村村长卫二虎家，约二虎哥明天陪我出去一趟，找山外村子里和他相熟的村干部，帮我租块不长庄稼的荒地。
熟人好办事，有人牵线搭桥，比人生地熟的自己贸然闯进门去，总是要方便些，不但节省时间，也可能少花点钱。
早出晚就连续跑了三天，搞定了建厂的土地。
村干部给我推荐的是公路边一处闲置的采石场。水电是现成的，交通非常方便，只要花两三万元的转让费就能搞定。
我没有下车，只是随便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转身对村长说，麻烦带我去别的地方看看。
最后，我选中了距公路三百米开外的一片荒地，此处远离村庄，周围除了两个废弃的羊厩，再无别的建筑。
洗煤厂运煤的时候避免不了抛洒，卸煤时会烟尘飞扬，建在公路边有碍观瞻，短期内可能没多大问题，时间长了，路政管理部门肯定会有意见，我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不想在公路边建厂，我还有一个不愿示人的原因。
这条公路是榆树坪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我怕进出山的人中，会有人指点着路边的洗煤厂说，这个厂的老板是咱们矿的林子龙。
在我的意识里，宝龙矿有一天可能会交给卫大宝，但这个洗煤厂可是自己的产业，不准备和他人分享。
年入洗量十万吨的洗煤厂，有十亩地足够了，但听了村干部每亩地每年一百元地租的要价后，我当即改了主意，一张口就要了三十亩，租期二十年。
当时我心中忽然涌出一个想法，假如哪天落魄了，除了自己的躯体外一无所有，可以在块不大的土地上种点苜蓿草，养上十几只山羊和几十只能下蛋的老母鸡，至少不担心被饿死。
虽然自己初中刚毕业就当了矿工，成年后也没怎么干过农活，但说到底是农村娃，农民意识刻进了骨子里，对土地有天然的亲近之情，克制不住将其占为已有的冲动。
钱不是问题，如果不是怕影响不好，我想租更多的土地。
山外的村庄因为没有资源，经济状况相当不好，村干部的胃口比地盘上有十数个小煤窑的崖畔村的干部小多了，很容易得到满足。
租了三十亩地，除过向村委会交纳正常租金外，我付出的成本只是两条金丝猴香烟和一碗羊肉泡馍，另外就是将砌围墙、平整土地之类的土建活，以市场价包给了村长。
前期准备工作比预想的顺利，今天要开始砌围墙了，给孙建成打了个招呼，我把王小明叫上车，让他跟我去了洗煤厂建设工地。
小明是我的表弟，是我从老家叫到宝龙矿上的。平时他在矿上主要负责采购矿柱镐锹之类的生产材料工具，购买伙房需要的食材。
洗煤厂工地上必须有自己的人盯着，小明虽然有些稚嫩，自己现在身边没有能用的人，只能让他先顶上去。